基于建設主體視角的羌寨重建路徑研究_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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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p>  基于建設主體視角的羌寨重建路徑研究</p><p>  [摘要]汶川地震后,各種力量介入羌寨重建工作,地方政府、援建方和當地民眾是最主要的重建主體。根據不同重建主體在具體的村寨重建中發(fā)揮的作用不同,羌寨重建大體可分為統規(guī)自建、統規(guī)統建、統分結合三種重建路徑,不同重建路徑對當地羌族文化造成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本文對這三種路徑及其文化影響進行了調研分析,希望能為我國其他民族村寨建設提供參考。<

2、;/p><p>  [關鍵詞]羌寨重建;羌族文化;文化變遷</p><p>  中圖分類號:D632.5/C9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12)05―0071―04</p><p>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汶川地震災區(qū)羌寨重建與羌族文化重構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p><p>  作者簡介:喇明英(

3、1978-),女,蒙古族,四川鹽源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巴蜀文化中心助理研究員,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71</p><p>  根據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J?斯圖爾德提出的“文化核心”概念,意識形態(tài)、社會政治制度和技術經濟是文化中與適應及利用環(huán)境最直接相關的部分,其中以技術經濟最為重要。[1]對口援建政策是汶川地震災后最重要的重建政策之一,特別是對災前經濟社會發(fā)育程度較低的羌區(qū)而言

4、,這一政策及其實施后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國家災后重建政策要求,農房重建以農戶為主體,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各重建村寨的受災情況、重建的自然和人力條件、對村寨建筑和非物質文化的保護要求、村寨發(fā)展定位等方面存在差異,根據重建工作的具體需要,農房重建也有的以援建方或地方政府為主體。村民與援建方和政府在各自的觀念意識、信息技術、財力物力等與災后重建直接相關的要素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那么,他們在各自主導的羌寨重建中發(fā)揮的主觀能動性也必然會存

5、在一定的差異,由此導致的重建結果也存在較大差異。</p><p>  根據重建主體在具體的村寨重建中發(fā)揮的作用不同,羌寨重建大體可分為統規(guī)自建、統規(guī)統建、統分結合三種重建路徑,不同主體的不同重建路徑對當地羌族文化造成的影響也不盡相同。</p><p>  一、 以村民為主體的統規(guī)自建</p><p>  以村民為主體的統規(guī)自建,指在村寨重建中按照國家災后重建部署,實

6、行由政府或(和)援助方提供重建農房建筑的規(guī)劃設計圖紙作為重建參考,由農戶自己在政府規(guī)劃許可的建設區(qū)域進行自主建設,最后由援建方或當地政府完成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村寨重建的目標。在羌寨重建中,這種以村民為主體的統規(guī)自建為多數羌寨所采用。</p><p>  根據《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guī)劃》,“農村居民住房的恢復重建,要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實行農戶自建、政府補助、對口支援、社會幫扶相結合。改進

7、建筑結構,提高建筑質量,符合抗震設防要求,滿足現代生活需要,體現地方特色和民族傳統風貌,節(jié)約用地,保護生態(tài)?!盵2]羌區(qū)各縣按照中央、省、市州的部署,于2008年8月逐步全面展開了各鄉(xiāng)村的農房重建工作,統一規(guī)劃設計了大量不同建筑風貌和戶型面積(按家庭人口數的重建農房面積設計)的農房重建圖紙?zhí)峁┙o各村寨農戶作為重建參考(個別村寨由社會援助機構提供農房設計圖紙指導農戶重建),積極進行農房重建宣傳工作,調動羌族群眾積極性重建農房。為加快推進農

8、房重建工作,各縣廣泛動員各村寨黨員、干部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帶頭進行農房重建,政府統籌協調并為農戶辦理了按照重建進度支付重建補助資金和住房重建貸款的手續(xù)。至2009年9月底,由農戶自主對原建筑進行加固維修、在原址重建或近地選址重建(多在自耕地上重建或換地重建)、在政府統一協調規(guī)劃的搬遷安置地上重建的農房,重建工作基本完成。</p><p>  通過對統規(guī)自建羌寨調研發(fā)現,多數村寨農戶自建的農房按照當地政府提供的建

9、筑圖紙進行重建,部分村寨的村民按照本村寨災前建筑傳統進行維修加固或重建。總體上看,交通不便、經濟基礎較差的高山村寨,農戶自建的房屋建筑多數保持當地原有建筑風貌和布局特征,甚至重建技術、材料、結構也基本保持原有傳統(如理縣蒲溪鄉(xiāng)大蒲溪寨、茂縣曲谷鄉(xiāng)河西村與河東村等);交通便利、經濟基礎較好的村寨,農戶重建的房屋建筑風貌多數按照政府提供圖紙建設,部分農戶結合自己情況有增加、改變,村寨建筑布局和風貌、環(huán)境景觀等顯得較為雜亂,維修加固的房屋則基

10、本保持原貌。</p><p>  由于各縣提供給農戶選擇的農房建筑圖紙所設計的建筑風貌、戶型呈現多樣化,各村寨、各農戶的觀念意識、經濟和勞動力條件、建設用地條件、對住房的功能和面積、對住房和環(huán)境風貌的要求等存在差異,從而在不同區(qū)域的不同村寨形成了多種多樣的重建農房風貌、建筑結構與村寨布局,在同一村寨的農房往往也有多種建筑風貌。由于各村寨展開重建時普遍未進行村寨總體建設規(guī)劃設計,村寨建筑布局較為分散。</p&

11、gt;<p>  不同區(qū)域的村寨具體建設項目情況不同,總體上河谷地帶公路沿線的村寨和高半山的旅游村寨、示范性村寨,政府投入較多、建設強度較大,村寨風貌和基礎設施建設變化較大;其他偏遠高半山村寨的政府投入相對較少、建設強度較低,村寨風貌和基礎設施建設變化也較小。</p><p>  從農房恢復重建情況看,由村民自建的農房呈現二級分化現象:經濟條件較好的河谷地帶及高半山村寨,普遍修建磚混結構或混凝土框架

12、石墻體平頂樓房建筑;經濟條件較差的偏遠高半山村寨,普遍維修老房屋或采用傳統建筑材料和技術修建傳統退層式房屋建筑,建房施工主要以傳統的互助換工形式修建。</p><p>  二、援建方或地方政府為主體的統規(guī)統建</p><p>  以援建方或地方政府為主體的統規(guī)統建路徑,指在村寨重建中根據重建工作需要,實行由對口援建方或地方政府負責,對重建村寨的農房和公共基礎設施進行統一規(guī)劃設計和組織實施工

13、程建設,以“交鑰匙”方式實現村寨重建目標的路徑。在羌寨重建中,這種以援建方或地方政府為主體的統規(guī)統建,為部分災后重建試點和建設示范村寨、異地重建村寨和安置點、被作為文物保護對象的村寨及為保護文物而新建的村寨所采用。</p><p>  在開始進行農房重建之初,為了給農房重建工作提供經驗借鑒或作為示范樣板,個別需要整體重建的羌族村寨被確定為農房重建試點村寨、重建示范樣板村寨,由對口援建方負責,快速進行規(guī)劃設計和施工

14、建設,建成后將房屋和設施整體移交給村民使用。如山東省濟南市負責援建的災后重建示范樣板村寨北川縣擂鼓鎮(zhèn)貓兒石村吉娜羌寨、廣東省江門市負責援建的災后重建試點村寨汶川縣雁門鄉(xiāng)蘿卜寨,自2008年8月至2009年1月,用6個月左右時間完成了村寨農房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工作,讓當地村民在2009年春節(jié)前搬進了新房。[3]其中,災前名不見經傳、災后在原址重建的北川貓兒石村,華麗變身為美麗的“吉娜羌寨”,成為北川的新名片和精品旅游村寨;而災前以“云上街

15、市”著稱、地震中因整體被毀而備受關注、災后為保存老寨遺址而在老寨附近選址重建新寨的“蘿卜寨”,則以系列遺留問題成為大受質疑的典型,引人深思。   災后重建中有相當一批羌族村寨異地重建,尤其是汶川北部、茂縣中南部、理縣東部地區(qū)的許多高半山羌寨,因土地流失、地質災害隱患及飲水困難等原因,大量搬遷到附近山下河谷地帶本鄉(xiāng)鎮(zhèn)境內的鄉(xiāng)鎮(zhèn)場鎮(zhèn)區(qū)、老村寨附近的安置點重建或新建新村,河谷地帶的</p><p>  還有一些異地重

16、建村寨由地方政府負責統一規(guī)劃統一建設,建成后分給搬遷群眾直接入住,如茂縣牟托村河壩攀川新村、跨市州遠距離異地搬遷到邛崍市南寶山三個移民新村的汶川龍溪鄉(xiāng)直臺村和垮坡村夕格組。還有個別村寨,因原村寨碉房或碉樓屬于文物保護單位或在地震后被當做文物保護單位對待,為了保護文物建筑、遺址及其環(huán)境風貌,由文物部門對老村寨建筑或遺址按照文物保護要求,統一編制保護規(guī)劃并組織實施維修加固和復原重建施工,屬于特殊的統規(guī)統建,如理縣桃坪鄉(xiāng)桃坪老寨、汶川雁門鄉(xiāng)蘿

17、卜寨遺址等。其中,負責援建桃坪寨、蘿卜寨的對口援建方,根據保護文物要求、結合安居和發(fā)展旅游的需要,在老寨區(qū)附近選址統一規(guī)劃并組織施工建設了新寨區(qū)。</p><p>  由對口援建方或地方政府統規(guī)統建的村寨和安置點,普遍考慮了與新農村建設和發(fā)展旅游相結合、把發(fā)展旅游作為村寨重建的重要內容,加上統一規(guī)劃、統一施工、建設資金和施工力量有保障、建筑風貌統一,除汶川蘿卜寨外,村寨建筑質量和居住的舒適性、村寨景觀環(huán)境、基礎設

18、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建設水平普遍高于一般的統規(guī)自建的異地重建村寨和安置點,更遠遠高于高半山羌寨的建設水平。這些村寨和安置點的重建工作一氣呵成進展順利、無全面風貌改造和“四改二建”等重復建設,但城鎮(zhèn)化、園林化現象較為明顯。</p><p>  統規(guī)統建的村寨,有的村寨因規(guī)劃設計較好地把握了傳承羌族建筑文化傳統,村寨建筑風貌和環(huán)境景觀實現了在傳承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贏得了廣泛贊譽,對促進羌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

19、,如汶川水磨羌城、北川吉娜羌寨、理縣桃坪新寨等。有的村寨則未能真正體現出羌族村寨建筑的風貌特色,完全改變了羌寨的傳統風貌,對羌族文化產生了較大的破壞性影響,如茂縣攀川新村、邛崍南寶山羌族移民新村等。而汶川蘿卜寨則因文化保護理念導致村寨搬遷,搬遷村寨因地貌環(huán)境改變致使村寨環(huán)境風貌必然改變,加上建筑設計中的風貌和功能布局問題,造成當地羌寨風貌與環(huán)境、生活習俗和傳統文化氛圍等發(fā)生巨大改變。作為文物保護對象予以修復重建的村寨,諸如桃坪羌寨因老寨

20、區(qū)完整保留,修建新寨促進了老寨的文化保護;而蘿卜寨因老寨被毀,將老寨作為遺址保護而另建新寨,則對該村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傳承造成了巨大破壞。</p><p>  由此也可以看出,統規(guī)統建對于當地傳統民族文化既可以發(fā)揮重要的保護和促進作用,也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關鍵在于因地制宜的重建理念和規(guī)劃設計者對傳統文化的把握。</p><p>  三、自建與統建相結合的統分結合</p>

21、<p>  “統分結合”路徑指以村民為主體的統規(guī)自建與援建方或地方政府的統規(guī)統建二種重建路徑相結合,最后由援建方或當地政府完成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村寨重建目標的路徑。</p><p>  由于重建村寨在農房重建中往往面臨諸如重建用地選址、施工場地、困難戶重建、建設資金、建筑材料、建筑工匠、村民參與、援建方同施工方和受援方各級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村寨發(fā)展方向與定位、村寨重建風貌和發(fā)展目標等等系列問題,

22、各種訴求紛呈、各種困難和矛盾交織,單一的統規(guī)自建、統規(guī)統建在部分村寨難以完全適應重建工作需要。為此,一些村寨的重建工作根據實際需要,采取了以統規(guī)自建為主、以統規(guī)統建為輔(作為統規(guī)自建補充形式)的“統分結合”重建路徑。</p><p>  采用“統分結合”形式重建的村寨,部分為在地震中受損嚴重、災后在村寨原址恢復重建或擴建、村內除自主重建農戶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戶要求參加統建的村寨。要求參加統建的農戶,多為無力自建的

23、孤寡和老弱病殘貧困戶、重建用地困難戶(如原住房與鄰居共用隔墻而又難以在原址重建或原址重建不能滿足新的住房需求、重建選址困難而又無力自行解決土地交換或購買問題的農戶)、希望通過統建節(jié)約建設成本戶、希望通過統建實現親友集中居住戶等等,如汶川克枯鄉(xiāng)河壩村、汶川雁門鄉(xiāng)索橋村上寨。也有一些村寨由于被政府確定為旅游建設重點村寨或附近高半山村寨異地搬遷安置地,原村寨內的農房重建采取統一規(guī)劃由村民自建、新建區(qū)域采取統規(guī)統建,如汶川縣龍溪鄉(xiāng)東門寨、茂縣鳳

24、儀鎮(zhèn)坪頭村、理縣薛城歡喜坡村等。</p><p>  采用“統分結合”形式重建的村寨,在農房重建基本完成的基礎上,由對口援建方或當地政府組織建設力量,對村寨的公共基礎設施進行施工建設,使當地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水平得到提高,村寨重建的結果與統規(guī)自建的村寨大體接近。但部分村寨統建的建筑風貌及其空間布局與當地村寨原有的建筑風貌和空間布局截然不同,對當地村寨的風貌環(huán)境有一定影響。其中,有的村寨因統建農房位于原村寨

25、外側,自然形成不同風貌的建筑群分區(qū),對村寨整體風貌環(huán)境的影響相對較小,如汶川縣三官廟村羌族移民安置點;有的村寨由當地政府對村寨建筑和環(huán)境風貌進行了統一改造,縮小了差異,如汶川縣東門寨國道213線傍的新寨區(qū);也有的村寨統建的農房與當地傳統農房風貌差異較大,對當地村寨的整體風貌具有一定影響,如汶川索橋村上寨??傮w上看,因統規(guī)統建只是作為有關村寨的一種輔助建設形式,“統分結合”路徑對當地羌寨傳統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主要為對村寨整體建筑風貌和空

26、間布局的和諧性有一定改變影響。   四、小結</p><p>  通過上文對不同重建路徑的分析,不同重建主體各自占有的重建資源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在重建中發(fā)揮的主觀能動性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對羌族社會和文化發(fā)展與現代化的關系、羌寨在羌族社會和文化中的功能作用、文化保護的原則方法等許多問題在理解上存在差異,各自關注的重建工作重點也不一樣。對于災區(qū)地方政府而言,災后重建成為千載難逢的發(fā)展機遇。抓住災后重建的歷史機遇,在

27、中央確定的重建時限內完成重建任務,在解決好群眾安居、改善民生的同時,推進災區(qū)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yè)經濟的跨越式發(fā)展、提升區(qū)域形象及其影響力,成為災區(qū)各級政府的關注重點。對援建方而言既要確保按期完成重建任務,又希望在災區(qū)形成一批援建的精品力作、留下自己的援建足跡,從而在省與省之間、同省各市之間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相互競賽的氛圍。為此,對口援建方重點關注的是確保按期完成甚至提前完成援建任務,在可能的情況下留下具有紀念意義的援建項目作品。對于羌寨民

28、眾而言,首先希望通過災后重建使自己的居住條件得到改善、經濟收入能夠增加,能過上像城里人一樣的生活,對修建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新式房屋建筑、進行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房屋內部功能改造及美化村寨環(huán)境、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p><p><b>  參考文獻:</b></p><p>  ?[1]Qi Xuehong ,LiYunzhu.Anthropological Sig

29、nificance of Spatial Turn [J].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1,(1).</p><p>  齊學紅,李云竹.空間轉向的人類學意義[J].當代教育與文化,2011,(1).</p><p>  [2]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newscenter/2008-08/13, 《汶川地震災后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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